低碳社會前瞻

■撰文：林子倫

台灣對於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戰略思考，不應忽略全球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趨勢，而延宕台灣朝向低碳經濟與低碳社會轉型的契機。事實上，從英國近年發表的能源白皮書，以及各國所提出的節約型社會的未來發展願景，都可觀察到這波朝向低碳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由行政院召開的「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於2006年7月底閉幕，大會在社會安全、產業競爭力、財政金融改革、全球與兩岸貿易，以及政府效能等5大議題中，共達成500多項「共同意見」。不過，備受矚目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減量的時程以及減量目標等），包括經濟部與環保署的方案在內，最後共有5項建議方案，並未達成共識，被列為「其他意見」，將交由行政部門做為施政參考。

這項爭議，歷經1998年與2005年兩次全國能源會議，以及2006年4月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召開的「國家永續發展會議」，皆未能達成共識，4月的永續發展會議中並決議提交行政院永續會於1至3個月內召開協調會，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討論定案。綜觀這5個因應方案，背後各有其理念與堅持，也反應出台灣對於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願景的不同想像。

低碳經濟的願景

英國政府於2003年揭示其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建構一個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為這波全球經濟社會轉型的新趨勢做了清楚地宣示。由於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因此，其白皮書的內容以及所引領的未來政策方向備受矚目，也引起廣泛的討論，歐盟、加拿大、以及紐西蘭不僅跟進並紛紛提出邁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政策方案。這本白皮書有幾項重點：

一、它宣示英國除了將努力實現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減量目標之外，英國還將進一步在2050年以前，其溫室氣體的排放將比目前的基準再大幅降低60％，以宣示一個低碳經濟的到來；

二、英國將採取積極政策措施，從發展環境友善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基礎設施、發展低碳生產、低碳運輸與低碳社區等，全面進行經濟社會體質的調整；

三、維持穩定的能源供應，發展再生能源，並確保每戶家庭、特別是社會弱勢能負擔合理的能源價格，經濟成長不應成為唯一的發展目標，須同時滿足永續發展的原則以及公義社會的均衡。白皮書強調，邁向低碳經濟的轉型不僅是技術可行的，也將促使經濟更繁榮的發展。

檢視白皮書中的英國能源政策，顯見其對於未來50年的國家發展願景與溫室氣體減量的進程已達成共識，除了大力推動資源利用效能的提升，也兼顧了公義社會的達成。

反觀國內，經濟部門與環保部門對於二氧化碳減量時程與目標仍然爭執不下，爭議的焦點主要在於台灣是否需於現階段訂定或對外承諾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的政策方向與台灣產業發展政策的矛盾。透過這幾次全國性的會議可以發現，國內對於二氧化碳排放的減量問題，雖然仍存在不少歧異，其實已有部分共識：關鍵並非在於台灣要不要減量，而是在如何減量、以及減多少的問題。事實上，英國的白皮書即明確的指出，短期而言，溫室氣體的減量措施將對經濟產生影響，但是長期來說，國家的經濟體質將因此轉型，反而可提升國家長遠的競爭力。因此，政府相關決策部門應在現有的共識基礎上，正視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儘速針對各項因應方案持續對話與協商，以更宏觀的思考，早日確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長期發展戰略。

節約型社會的趨勢

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不僅是一項經濟願景，更是一項社會工程。由全球數千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家組成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其最新的分析報告即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之衝擊，必須採行兩項主要的策略。第一項策略是因應（mitigation），亦即積極減少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以穩定大氣二氧化碳的濃度。京都議定書要求工業化國家，在2012年以前強制減量，其背後之精神意義即在於此；另一項策略是調適（adaptation），亦即當今社會必須體認氣候異變的現實，積極面對氣候變化對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所產生的影響，此一調適策略，不僅在抑低大氣變化對生命財產、農業的損失，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轉型。

2006年初，英國與日本政府簽署一項名為「邁向低碳社會」的長期合作計畫，該計畫包含幾個面向：考量降低溫室氣體行動的必須性、分享低碳社會的圖像、尋求科技的創新、解決方案以及行為的改變等面向，來思考邁向低碳社會的路徑，以找出執行的瓶頸、困境與機會，並加強國際在低碳發展的各項合作。中國也將建設「節約型社會」做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從社會生產、建設、流通、消費等各個領域，提升資源使用效率、調整產業結構、並擴大再生能源的投資，以期達成在2020年以前減少20％耗能的目標。簡言之，節約型社會與低碳的生活方式將會全面性的改造目前以化石燃料所建構出來的現代文明。 總括而言，面對全球能源戰略的調整，台灣對於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衝擊的思考，不應被簡化為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爭議，也絕非只是考量溫室氣體減量對於經濟面向的影響，卻忽略了氣候變遷正對人類的生態環境、社會文化、以及政治制度所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更不應忽略了京都議定書背後所代表的朝向低碳經濟與低碳社會轉型的積極意義。（作者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感謝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協助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