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05
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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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榮沛芳
聯合國環境計畫今（2009）年2月發布的全球綠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對目前在APEC中獲得重視的永續經營與綠色經濟，提供了值得參考的發展方向。綠色新政揭櫫三大目標：促進世界經濟的復甦、創造就業機會、達成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s），特別是去除極端貧窮，以及就環境保護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與減少生態系的惡化情況等，皆為現階段經濟發展與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挑戰，需要有所回應。
事實上，經濟與環境的關係，已經從以往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犧牲環境與其他社會需求，到了設法在經濟、環保與社會發展中找尋平衡點，演變到近幾年，應該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必須要兼顧環保政策內涵。這其中，氣候變遷對於環境的破壞、社會發展的影響，逐漸浮現，使得各國政府在政策制定時，不能再有所迴避。
貿易流動與貿易法規將影響經濟、環境與社會的關係。不可諱言，貿易是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因此三項政策的配合與整合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主要是因為由此次金融風暴各國提出的振興經濟方案內容看來，某些雖以企業紓困為優先，但無疑的多數計畫皆以促進復甦、成長與創造就業為重點。但不管這些方案如何分配資源，就內容與受助的產業對象而言，若沒有考量永續的概念，則未來很可能再次面臨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各類型危機，如糧食、能源、水資源等，也因此環境保護與社會影響，在全球面對「後金融風暴」之際，塑造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重要課題。金融風暴的出現，則強化了需要處理經濟、環境與社會關聯的迫切性。
經濟發展、環保、經貿在綠色經濟中的角色與關聯
貿易與環保有著多重、複雜且重要的關係。貿易自由化的本身對環境並無好壞；至於其對環境造成的是正面或負面影響，則有賴於兩者如何找出互補與互相支持的方式，並需要在國內與國外政策中獲得支持與配合。據此，各國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由以下幾個角度，思考綠色經濟發展的議題，亦即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問題、綠色商品與服務與貿易投資自由化、環保技術與智慧財產權（保護主義）、企業經營與投資的「綠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以及「綠領」人才的培育等，以此做為未來拓展經貿政策的內涵。
其實，經濟活動就發生在自然環境當中，舉凡農業、礦業、漁業等。而近年來環境議題也對貿易造成影響，如消費者日漸有綠色商品與服務的需求。這說明兩者其實是相互關聯的。不過，目前推展綠色經濟關鍵的第一步，除了就商品與服務本身的技術創新與研發之外，最重要的即為全球市場的自由化。畢竟，推動綠色經濟實質的成效，在於儘可能廣泛而有效的能源使用，並淘汰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產品，如此也才能更積極的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
未來，在國際貿易合作的架構下，除了降低相關產品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與投資外，對於研究發展所涉及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問題，也需要一併處理。畢竟，這項領域需要高度先進的技術，對於開發中的國家在推動綠色經濟發展方面，可能形成阻礙。如何在保護智慧財產權與鼓勵研發綠色商品之間，取得平衡，應為全球經貿體系需要協調的重點。
加強全球合作
而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對於環保與貿易政策如何在相互支援的情況下訂定，或當紛爭出現時如何處理，皆需要得到決策者更多的關切，並在國際架構下密切合作。聯合國綠色新政的提出起源正是要以全球的規模與廣度，協助各國瞭解與擘畫自己的綠色新政，由各國政府充分發揮領導角色。這份報告說明目前多元的問題，需要有一套宏觀全球而大規模的振興方案與政策措施，這些行動將會引領全球經濟於短期復甦，同時也為中長期永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最重要的是，綠色新政是以尋求強化勞工與雇主、地方與區域政府之間的參與為目標，以促成更多元與包容型態的復甦，建構社會中長期抗禦危機與自危機中迅速復原的能力。
除了對於綠色經濟的政策內容有清楚的理解，與強化各國政府積極的政策領導角色外，在全球與區域層次的合作如前述，尚包括推動使用綠色產品與去除對上述商品自由化形成的貿易障礙。此外，推展這些政策的重要經費籌措，也是各國政府與國際與區域合作面對的棘手問題。目前的補貼、減稅與給予各項誘因為最常見的國內政策措施，特別是在此次各類處理金融風暴的振興方案中，已出現所謂的綠色條款，亦即接受紓困的企業必須要相對提出對於協助推動環境與社會承諾。而在全球合作方面，世界銀行也建議高所得的國家，應自其振興方案中提撥一定比例的經費，設立一個全球性的基金，以協助貧窮國家籌措社會安全網之資金，與推動環境保護的基礎建設。
上述發展，無論是從國內或國際的角度而言，皆具正面意義。而今年年底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對於設定未來「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全球抵禦氣候變遷的合作走向，亦將有重大決定與影響。因此，儘管氣候變遷問題持續困擾全球，但至少經由去年浮現而逐漸發酵的金融風暴，人們開始有所覺醒，認真思考更為積極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解決人類歷史中面對的最嚴峻的情勢。（作者任職於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